10月8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仅为19.4万，大幅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50万，而美国国内CPI指数却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超过5%，经济滞胀的迹象明显。
所谓滞胀，即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发生，这种经济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对经济的破坏力较强。每次滞胀的出现，都会导致美国政府反思过往经济刺激政策的合理性。这一次滞胀的出现，也必然促使美国政府对过去若干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其中包括多次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寄希望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经济刺激政策，来实现其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复苏是不现实的，且至少存在如下明显问题：
其一，持续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大规模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问题，防范流动性枯竭引致的连锁负面反应。但这种短期的刺激政策却极易触发金融体系的“逆向选择问题”。市场无法甄别哪些是由于外部冲击而出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哪些是源于自己不负责的激进经营行为而出现困境的企业。一揽子的流动性注入使高风险经营企业没有因为自身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价格发现机制失灵，资源配置功能受损，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退化，发生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其二，脱离经济基本面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由于此前不同国家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多次出现的泡沫破灭均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央行逐步将资产价格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可是，近年来美联储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却显示出非对称的特征，即当资产价格下降时，美联储通常会快速反应释放流动性，而当资产价格上涨时，美联储却更愿意相信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由经济复苏所支撑的，反而不愿出台流动性紧缩政策加以应对。这种非对称的资产价格波动应对策略很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隐患。
其三，量化宽松政策所引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演变为庞氏骗局。美国自次贷危机发生后，已多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对美国国债的大幅购买，促使了美国主权债务不断攀升，且不断触及债务上限。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累计上调了九十多次，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经常因为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导致政府的临时停摆。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种争论只是两党为了各自利益的临时博弈，债务上限最终都会顺利上调，并带来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规模的持续扩大。
然而，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美元享有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基础的，这种地位需要以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并非牢不可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举足轻重，如果美国继续在贸易领域实施针对中国的脱钩政策，其经济也必将受损，量化宽松所推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可能最终演变成为纯粹的庞氏骗局。
大多数经济学派均认同扩张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各学派之间所争论的无非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否有必要。然而，过度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本身会改变市场预期，使得经济主体与央行政策的博弈加剧，原本计划短期的量化宽松变成一再推迟退出的长期量化宽松。过度的货币供应将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使货币政策的短期作用也变得极为有限。
事实证明，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条件下，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很难通过单方面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其经济重回健康的轨道，与邻为壑的政策只是将短痛换成延迟的长痛而已，货币政策背后的产业政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务实的角度，美国要想摆脱目前所出现的经济滞胀困境，必须重新寻求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再挂钩”，取消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使全球供应链体系回归正常，实现两国经济的合作共赢，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此基础上，美国才可能平稳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退出过度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否则，美联储在没有中美经济“再挂钩”支撑下实施货币政策紧缩（Taper）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并使资本市场泡沫快速破灭。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应对经济滞胀的现实路径是积极推动中美经济的“再挂钩”，并以此替代逐渐失效的量化宽松政策。
（作者周贇为金融学博士，供职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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