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受访者供图
至今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已整整二十年。如何看待中国入世二十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
在张蕴岭看来，中国入世二十年对外贸易和经济总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按GDP计算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总量增大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重构了世界经济格局，改变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和主导。“美国抱怨WTO，美国应该从自身的问题去找，但如果（美国）退出WTO、脱钩，可能（美国的）问题更严重。”
对于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张蕴岭说，市场开放、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各国都重视开放环境下的发展安全问题，强调基本供给的安全保障和维护技术优势，降低过度对外依赖所造成的经济脆弱性和波动风险。出于维护竞争优势的考虑，发达国家会联手制定一些新的标准，应对与限制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如，发达国家会把非碳化与贸易挂钩。还有一些国家把发展安全政治化，以安全为由对其他国家采取限制，甚至加以单边制裁。
当前WTO改革进展缓慢，未来WTO在全球经贸中能否继续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张蕴岭表示，WTO对世界经贸仍然很重要，WTO仍然会在构建开放市场的框架上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他同时表示，WTO改革难度很大，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要求与发展中国家差别大，美国可能会伙同一些国家搞新标准和规则，力图使他们变成世界标准和规则。
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大趋势。过去二十年，中国在积极参与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贸易组织。未来RCEP即将生效，同时中国申请加入CPTPP。在张蕴岭看来，RCEP的设立有助于东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规则和标准，把不同的经济体按照循序渐进、照顾差别的方式纳入区域一体框架中，提高东亚总体的发展水平。他还表示，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较大，不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入CPTPP，可以先把RECP建设好。
“在新的形势、新时期，我们要思考和定位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如何开放，开放不是目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未来的开放肯定与以往的开放不同。”张蕴岭最后表示。
“中国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入世二十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张蕴岭：入世对中国自身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实际上，入世谈判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入世的要求，我们不断按照WTO的承诺调整自身。特别是，在一些开放难度比较大的服务业领域，比如金融部门，我们也逐步深化改革开放。因此，入世促进了中国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适应现代化经济体制的进程。在加入WTO后，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和平台，取得了更大的市场。这样，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竞争，而中国企业在不断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逐渐成长为影响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困难，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入世二十年不但在总量上影响和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结构上影响和重构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巨大的生产网络，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市场，带动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入世二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对外投资国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通过贸易、投资等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贸格局被改变了。
“美国应该从自身去找问题，如果退出WTO可能其自身问题更严重”
新京报：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指责，它们未从WTO和全球化中受益。现在在美国、欧洲，“反全球化”、“反WTO”思潮盛行。特朗普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场灾难”、 “WTO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WTO让美国吃了大亏、对美国不公平”等。
张蕴岭：美国对WTO和全球化的看法比较有争议。一方面，美国大量进口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商品，美国的消费者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入世后进入了世界市场，美国的产业链开始向成本更低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构建了基于地区和全球的供应链，美国扩大了发展的机会。除了少数的高科技公司研发留在美国，生产的环节基本上都转移了出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现象——一方面，美国的民众能够购买到发展中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提高了生活质量。大公司也从产业链的转移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产业链的转移导致了美国出现了铁锈地带、产业空心化、失业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此外，美国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出现了贸易的不平衡现象。美国抱怨的后一个方面，这是美国本身的问题，应该从自身的问题去找，但如果（美国）退出WTO、脱钩，可能（美国的）问题更严重。
“全球化不会往回走，但各个国家会更重视发展的安全和均衡以及掌握核心竞争力”
新京报：在这一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张蕴岭：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的问题凸显。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华尔街运动，目标是针对自由主义政策，政府对政策进行了很多调整。到了特朗普当政，他把问题归罪于中国，归罪于WTO，对中国进行制裁，把贸易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供应链断裂，使得发展的安全问题更为突出，美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把减少对外依赖，保障本国基础供给能力作为重要的政策。不过，美国的做法也有把贸易政治化，用安全的理由对抗开放竞争的意图。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主要通过提高开放门槛、制定更高的规则来应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到了特朗普政府，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制裁等措施限制进口。拜登政府则正在思考一些新的措施和方式，他提出不再考虑加入CPTPP而是考虑一些新办法，更注重规则的制定、国家安全，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在促进企业回流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很多鼓励美国产业回流的措施，但真正回去的企业很少。这是因为在开放的市场中，美国的生产成本很高，除非美国采取加强产业政策的功能等措施，否则企业回到美国后面临生存不下去的问题。而拜登政府则采取一些新措施，推出了万亿元的基建计划、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等，这样可能会吸引一些美国企业的回流，还有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增加国际大企业在美国投资。
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全球化和全球经贸格局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的阶段。当然，开放市场、全球化的根本趋势不会改变、全球化不会往回走，开放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是世界市场的完全开放和一个国家的开放是不一样的，未来各个国家会在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发展的安全问题。在疫情期间，各个国家关注最多的是产业链的安全问题。第二，更加注重考虑发展的均衡问题，特别是发展的共享问题。在开放的环境中，少数的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赚钱的地方，但这会带来失业、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大部分民众并未从中获利。可以说，企业的逐利行为和民族国家的均衡发展成了矛盾。在我们国家提出共同富裕时，发达国家也正在注重发展共享的均衡性问题。第三，当前全球正处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各个国家会更加注重掌握核心技术带来的竞争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新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他们已经在制定一系列规则，加强管理和审查，以避免失去高技术的竞争力。
“发达国家未来会联手制定更高的标准应对发展中国家 气候问题会和贸易挂钩”
新京报：近期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很多人在谈论气候危机对未来全球贸易的影响，你如何看？
张蕴岭：除了刚提到的，各个国家将更注重发展的安全、发展的共享、掌握核心竞争力。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一大外部环境的挑战，就是气候问题会和贸易挂钩，气候议题未来会对全球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气候问题会和贸易挂钩？同样要从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一问题。WTO主导的贸易规则是开放、便利化、自由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市场，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并逐渐成长起来，这就导致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出现结构性矛盾，使得发达国家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越来越大。
当前，WTO改革的困境也和这些变化有关。在WTO改革中，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发展的权益，而发达国家则希望WTO转变功能，不仅开放，还要提高开放的标准——用更高的标准阻断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绿色发展、非碳化本来是好事。比如欧盟提出了碳关税，欧美提出所谓的“dirty products”，希望把不符合环境标准、不符合非碳标准的产品逐出市场，限制其进入欧美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还在发展中，限制其走非碳的发展方向，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非碳模式进行不下去，传统产业不能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更落后的境地。未来后起的发展国家如何发展，这可能是全球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实际上，不但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未来在世界经济中可能会出现一个越来越强的趋势是，发达国家会联手制定一些更高的标准，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造成的发达国家的结构性矛盾这一问题，预计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矛盾会增大。比如，在数字贸易投资方面，未来会出现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标准问题。我觉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的难度很大，WTO改革要有所推进的难度很大，因为它涉及WTO主导的功能和原则问题。
新京报：在这样外部环境一系列的变化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蕴岭：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矛盾，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着新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经贸关系的变化；碳中和成为人类共同的挑战，世界经济的发展范式也正在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向绿色道路转变。从内部看，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期，我们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因此，当前我们要更多考虑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何拉动经济的发展。在过去，我们靠发达国家转移落后产能获得了发展，但这样的传统模式走不下去了，未来我们要实施好“双循环战略”，更多依靠国内的消费和创新能力来获得发展，并与世界构建更均衡、更安全、非碳化的关系。
“WTO会继续在构建世界开放市场方面发挥作用”
新京报：刚你提到，发达国家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越来越大，WTO改革的困境也和这些变化有关。实际上，有观点认为，WTO未来在全球贸易上发挥的作用和空间不大，你如何看？
张蕴岭：我觉得WTO对世界经贸仍然很重要，因为WTO秉承非歧视原则，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WTO，WTO构建了全球开放市场的框架。在未来，WTO仍然会在构建开放市场的框架上继续发挥作用。
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WTO改革的分歧很大，达成共识很难，WTO改革遇到了困境。WTO现在在制定整体规则和标准上确实比较困难。比如，过去WTO想解决投资的问题，但最后只制定了一个和贸易投资有关的规则，在管理整体投资上难以达成一致的规则。
我觉得，WTO需要在制定新领域的规则和标准方面发挥积极的和主导性的作用。不过，在制定新领域的规则和标准方面，有可能出现在WTO总体框架下无法达成共识或者合作，一些WTO的成员国先行组成集团，制定新领域方面的标准和规则。当前全球面临着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非碳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管理等问题，要在WTO框架下推动标准制定，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需要凝聚合力。也可以就局部制定的标准框架，通过积极推动，开放其他成员参与，逐步创建大多数。但还是要维护WTO作为无歧视多边机制的基本性质，不能在WTO内搞小集团。
“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较大”
新京报：在中国参与的区域组织方面，RCEP即将正式生效，中国表示积极加入CPTPP，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参加区域组织方面的努力？对于中国加入区域组织，你有哪些建议？
张蕴岭：RCEP成立的背景是东亚地区需要进行整合。中国东盟率先构建了自贸区，带动了其他国家的跟进，形成了多个“10+1”自贸区。在高度互相衔接的东亚地区，多个自贸区之间标准和规则不一、相互交叉，规则太多影响了整个地区贸易的发展。于是由东盟牵头发起建立RCEP，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话伙伴国参加，把多个“10+1”（东盟+1）自贸协定进行整合。整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打通，形成新的整体框架。RCEP的设立有助于东亚内部市场的开放、建立起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也有利于促进东亚内部资源的整合、提升东亚内部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从而推动东亚地区的发展。同时，东亚内部各个国家发展等情况差别较大，RCEP的设立还为东亚找到了一个合作大框架，把不同的经济体按照循序渐进、照顾差别的方式纳入其中，未来十年内大部分的产品完成开放，创建东亚内部更好的合作环境，提高东亚总体的发展水平。同时，RCEP一方面要照顾差别，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也推动碳中和环境下的新发展理念实施。
当前中国又提出加入具有更高开放标准的CPTPP是个好事，表明中国决心加大开放力度。但也要看到，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比较大。这是因为CPTPP有TPP的背景，设立的一些标准规则对中国来说需要艰苦的谈判，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会、最低工资等方面，谈起来不容易达成共识。一些成员表面上表示不反对中国加入，但实际上有保留。在我看来，不必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没完没了的争议中，首先把RECP建设好。中国也宣布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DEPA），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意向，谈起来也不容易，主要还是对于数字经济的认知、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别。
总之，无论是RCEP还是CPTPP、DEPA，都表明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在入世二十年后，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对中国非常重要。在新的形势、新时期，我们要思考和定位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如何开放，开放不是目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未来的开放肯定与以往的开放不同。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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