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经济大船破浪前行。

一年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及时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字出现30余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依然是明年主基调。

应变局、开新局，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百位企业家及数十位学者，读懂中国经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那么，明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走？宏观经济政策又该如何进行调整？市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背后暗含哪些挑战与机遇？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明年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靠内需拉动”

贝壳财经：世行和IMF都预测明年全球不少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在此背景下，你怎么看待2023年我国的经济走势？

刘元春：整体来讲，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持续复苏，预计会呈现前低中高后稳的格局，并非大家想象的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开，经济发展就能够一马平川，并恢复到疫前水平。

但是，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全面复苏还面临两个不确定性、三种风险和四种机遇。

第一，疫情的不确定性。从国外经验来看，疫情流行期所带来的高峰对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会有很大影响。而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在防疫政策的不断优化下，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相比欧美及东亚国家有何差别需要特别关注。

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比如，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已预示着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二次衰退，但二次衰退是不是以局部金融动荡为导火索也具有不确定性；另外，俄乌冲突的发展已大超预期，导致各种地缘政治风险全面向经济领域转移。

同时我们还面临一系列风险，比如，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以及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叠加下，债市、汇市等金融领域可能出现大的波动。

但我们经济发展也有很多新亮点，包括制造业、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空间相对欧美等国更大，因此在应对全球经济低迷的过程中，中国可能会赢得一些国际合作的机会；此外，我们还可发挥举国体制部署科技和创新领域。

“建议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目标设定在5%-6%”

贝壳财经：你曾预测明年GDP的增速目标乐观情形是6.1%，悲观是4.8%，背后原因几何？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动力是什么？

刘元春：我们建议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目标设定在5%-6%。一方面，2023年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要逆转过去低增速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增速要能够支撑起整体经济的复苏，形成经济稳定复苏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比如，外部环境、全球滞胀所带来的经济萧条以及房地产问题，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弹药”在明年一下“打光”，所以目标不能定得太高。

明年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靠内需拉动，而内需拉动主要来自于几方面，第一，来自于补偿性、恢复性的消费。伴随着第一轮流行期度过，社会秩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部分补偿性消费会产生明显增长。

第二，整体宽松的宏观政策定位会产生拉动效应。2023年的政策力度相比2022年会更大，这为需求的恢复、投资增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弹性、韧性，新的动能已经开始全面复苏，但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因素，因此要保证宏观政策的“相机抉择”，从而应对出现的一些超预期问题。

贝壳财经：明年哪些领域的复苏会比较明显？此前市场中很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能恢复到何种程度？

刘元春：伴随着防疫政策的放开，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得到恢复，哪些领域会出现报复性消费？哪些领域会出现一些创新投资？实际上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调研。但可以很肯定的是，一些基础性的服务业、餐饮行业的恢复会很明显。

贝壳财经：在此基础上，2023年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边际调整？

刘元春：2023年的政策节奏具有很强的“相机抉择”。

一季度由于疫情流行期所在，难以有恰当的消费恢复场景，所以一季度不宜过度用劲，但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需要出台一揽子政策，两会期间是一个很好的时点。

伴随着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的推动以及基数效应的影响，二季度预计经济增速会接近9%。

但是疫情流行期和流行期的高峰可能不是单一高峰，预计在下半年，疫情反复叠加政策初始作用力有所削弱，因此在四季度左右，经济可能会出现相对趋缓的状况，这要求我们对于前一轮的稳增长政策重新进行评估。

“明年房地产板块会有好转，但全面摆脱低迷有不确定性”

贝壳财经：具体来看，明年中国扩内需的着力点较今年会有什么变化？

刘元春：第一，整个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投资主导向消费和投资并行的模式进行。

第二，要把消费优先落实到位，这要求我们必须在居民收入上做文章。所以，如何使得居民收入短期改变目前持续下滑的状况，必须要在财政补贴、转移支付以及民生上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要抓住疫情第一个流行期结束之后整个社会秩序良性化的时机，启动一些补偿性和报复性消费的促销措施。

更重要是，我们要根据目前导致消费下滑的因素出台相应的对冲政策。比如，房地产类的消费，可能在房地产及针对房地产的居住、装修、家具等方面消费出台相应的激励或刺激政策。

贝壳财经：近期有关领导及部门多次强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传递出什么信号？

刘元春：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房地产不是支柱行业，即使在发达国家，房地产也是支柱产业。从国内来讲，只是有时候中央文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某种程度上，可能过去房地产调控的时点、力度没有把握好，从而导致一些周期性、结构性的因素在政策过度收紧的状况下出现深度下滑。因此我们要对过去的政策进行一些评估，进行重新定位。

所以今年我们针对去年的“三道红线”出台了“三支箭”来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同时又启动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房地产需求，目前来看，这些举措还不足以使房地产在短期内出现逆转。

房地产市场要真正复苏必须扩大房地产需求，但房地产需求不是短期能够提高的。

整体来看，房地产销售、投资和各类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参数要实现整体辉煌，单纯靠市场自我调节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在政府端进行加力。比如，政府更多地进行存量盘活、更多地进行保障房建设，更多地解决中低端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贝壳财经：明年房地产板块会如何发展？其中，房地产板块和消费板块二者之间如何影响？

刘元春：现有政策下，明年房地产板块会有好转，但全面摆脱低迷有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从中期来讲，房地产过度投入会挤压消费；从短期来讲，如果大家没有低成本的购买房子，与房地产相关联的消费就难以启动。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刺激政策可以在房地产供应上加力。

贝壳财经：现有的一些限购和限贷的措施是此前在房价快速上涨时期做出来的，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有声音称现在到了松绑的时刻，你怎么看？

刘元春：目前来看，房地产供求关系在一线、二线、三四线，东部、西部、中部差别很大，因此相关的政策需要在不同区域进行区别处理。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核心问题不是限购。

实际上这一轮房地产调整比以往更深，持续时间更长，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某一两种工具就能使房地产的形势得到全面改变，它需要政策组合拳，同时也需要一些耐心，更需要一些管理范式、战略定位的再评估、再调整。

“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

贝壳财经记者：怎么看待货币政策的走势和市场影响？明年中国国内的通胀形势如何发展？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这说明政策的结构性宽松要更为精准，同时力度要加大。比如要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发力；另外，整个政策定位还是坚持以稳健为主，这要求货币供应量和社融增长速度要与名义GDP增长速度的关系相对稳定。

总体来讲，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2023年在疫情及防疫政策和国际格局剧变的不确定下，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价格上涨现象，但这可以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来应对，而不需要在总体上考虑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

据近期国内核心CPI和PPI的表现来看，目前我们面临的通缩压力大大高于通胀。2023年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主要是应对局部结构性的冲击，总量上不应担心通胀，而应该担心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通缩问题。

贝壳财经：在政策设计方面，你此前也指出要警惕政策的“合成谬误”，明年我们还需要担心这一问题吗？

刘元春：明年依然会担心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目前整个宏观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管经济的相关体系更加科学化，因此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的现象将会被大幅削弱。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反“四风”永远在路上，在部分科层体系中，这些问题要想短期解决，还是相对困难，所以还需要密切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同时也要注重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

同题问答

贝壳财经：如何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对此，你的建议是什么？

刘元春：一是加强新冠流行期的医疗救助，保证社会层面的稳定；二是让宏观经济政策与疫情暴发的节奏、流行的周期相契合。

贝壳财经：关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你最关注什么？

刘元春：最关注的是扩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市场信心的全面有力恢复。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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